所谓凡勃伦传统主要有两点，一是对古典经济学重市场轻制度的传统进行批判，建立以研究制度演进过程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理论。

1980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评论员文章指出：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是我国民主和法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里程碑。四、努力使法律规范能够准确表达所要表达的意思，即做到立法技术和方式方法的科学。

其二，在立法程序上，既要进一步完善代议民主、发挥人大立法主导作用，又要尽可能扩大立法的公众参与。这与其他国家（除去前苏联）的情况明显不同，不同于普通法系国家，也有别于大陆法系国家。维护法制统一和尊严，首先要健全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保证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范围内的立法监督。可以说尽享后发优势，创造了中国奇迹。最后，国务院先后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奋斗目标和实施办法，着力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科学决策，严格执法，政务公开，监督问责，打造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按照官方的说法：我国的法治和依法治国，是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文化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开放型法治。有人建议，立法应该搞个计划。

对此，下文也将继续述及。但是，专门委员会和委员长会议的这一提案权也是独立的职权，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不能约束它们的法律提案权。[16] 前引2，乔晓阳书，第105页。但现在，要用宪法体制之外的规划来掌控法定的程序，显然不符合法的生成的规律性要求。

[30] 前引27，彭真书，第138-139页。[22]这又与前述乔晓阳主编一书立法规划具有指令性的说法不一致，它表明，即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内部，对立法规划效力的认识，前后也存在分歧。

二是，立法规划影响和削弱了立法提案、审议、表决三个重要程序间的互相制约。就拿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说，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体制下，按照宪法、全国人大组织法的规定，提出法律议案的主体，分别属于不同的国家机关或者机关内部的组织。但是，2003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机构负责人主编的《地方立法程序》一书，却明确提出，立法规划应当只具有指导意义，对立法工作起着提示和某种软约束的作用。如果将立法规划视为一项计划和管理工作，就涉及一个更大的问题，即立法能不能依照预先的计划进行？能不能让一只有形无形的手对它进行预先管理和控制？而这个问题存在很大争议，有的意见则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11]前述中国人大网公布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则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编制立法规划。改革就是对原有社会关系的调整与变革，它必然使社会关系处于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中。第二个障碍是，常委会如果审议并表决通过或者讨论认可了一个立法规划，就意味着这个规划具有了法律效力，它不仅对一府两院这些提案主体具有约束力，也对常委会自身具有约束力，试想一下，常委会自己制定认可的立法规划，自己却不能如期完成，将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说，常委会不去表决通过或者公开地讨论认可一个立法规划，实际可以避免使自己陷于执法不严的被动境地。三是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审议同意后，立法规划要经过常委会的讨论认可程序。

如果这样，应当由谁来预测呢？恐怕还应当是立法的提案主体，只有提案主体预测到社会关系发展的走向和规律，并认为必须适时地用法来调整这一社会关系，提案主体才有了提案的动因。2013年12月30日，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也审议通过了重庆市第四届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规划，并由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以公告形式发布这一规划。

当然，不能否认立法规划在我国法律体系形成中所起的积极作用。1991年，彭冲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抓好立法规划的制定和落实，促进立法规划的实现。

正是基于这一原因，长时间以来，理论和实践中，对于立法规划，有的同志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5年内客观事物的发展是很难逆料的，立法只能根据现实需要和条件成熟原则进行，而不能依据事先安排好的计划进行。实践中，甚至出现了重规划胜过重立法的现象。第三，由立法机关与各具有提案权的国家机关及其内设机构协调形成立法规划，就不可避免地使立法从提案阶段开始，就变成相关国家机关及其内设机构之间的游戏，进而使立法的内容从一开始就打上严重的部门利益的烙印。比如，基于某一届任期内要大体形成某一领域法律体系的需要，按照立法规划的设计，在某一时间段，立法机关必须通过某一部或者某几部法律，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通过行政性的手段，要求立法的提案、审议和表决按照立法规划的要求来完成，通过牺牲立法程序的民主来实现立法规划。[4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4的版，第110页。但这次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又规定了立法规划的相关内容，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26]为加快立法，他还强调，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四是，立法规划实际上忽视和挤占了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提案权。

[34] 同前引27，彭真书，第244页。[25] 刘政、于友民、程湘清主编：《人民代表大会工作全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569页。

但是，立法规划的存在，特别是执行规划的要求，就大大冲淡了立法过程中互相制约、不可替代的程序，损害了立法的民主性。[20] 李小娟、刘勉义：《地方立法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1、对立法规划性质的认识并不清楚。[46] 同前引24，刘政、于友民、程湘清书，591页。[53] 同前引3，吴大英、任允正、李林书，第784页。这里可以看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内部，立法规划从拟定到审议讨论通过，涉及三个主体，一是常委会的工作机构（以前是秘书处、办公厅，现在是法工委），它的任务是研究拟定或者叫编制立法规划。

而这次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直接规定立法规划由委员长会议通过并向社会公布，显然就会带来一个疑问：委员长会议通过的立法规划能不能约束常委会甚至代表大会？如果能，它的法理基础和宪法依据是什么？ 在立法规划的制定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主体值得注意，即中共中央或者地方党委。前述周旺生教授在主张立法规划具有准法性质的基础上，就顺势认为，立法规划具有指令性和指导性的双重效力。

[60]笔者认为，对于立法规划的这些消极评价，都是需要引起注意的。[6]但是，立法法最终没有规定有关立法规划的内容，这说明，立法规划不适宜作为法定立法程序的一部分。

因为议员是分散的，个体性的，同时也正因为其分散和个体性，才容易代表社会方方面面代的意愿，由他们自主地、非计划性地提出立法议案，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真实的立法需求。第二种办法是，由立法机关的工作机构通过广泛调研协调后，提出一个一揽子立法建议，送给立法的提案主体，供他们作为是否提案以及何时提案的一个参考，而不宜将这一建议变为一个交给提案主体去完成的任务。

党介入立法规划的一个典型例子是，1998年，中共中央直接以下发18号文件的方式，公布了《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7]那么，有权的主体所指为何？有学者进一步说：就是有立法权的主体,。这次公布征求意见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则明确规定，立法规划由委员长会议通过并向社会公布。[17] 参见前引1，周旺生书，第422页。

不要说没有一个正式的立法规划，即使当时有一些类似规划性质的立法设想或者部署，不少也没有得到如期落实。但是，要实现立法规划，就意味着提案主体在提出法案时就能预见和保证这部法在规划确定的时间内审议通过，这显然不符合立法程序的基本规律。

但值得注意的是，彭真这里所说的立法计划，是立足于调查研究、联系实际和提出问题的，并强调提出问题的本身就包含着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如果把这种立法计划视为今天的立法规划的话，那么，它与彭真前面强调的立法从经验和实际出发，以及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立法思想实际是一致的。参见李步云主编：《立法法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在2008年编著的《立法统计》一书中，又明确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是预期的、指导性的。可以说，没有立法提案的民主，就没有真正的民主立法和由此而来的科学立法。